“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日前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如此表示。他同时强调，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并表示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上述目标。
这一思想与绿色发展的理念一脉相承。自2015年绿色发展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以来，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全面推动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家的重点战略之一。
与绿色产业相伴相生的是绿色金融的探索与突破。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绿色金融在我国发展迅猛。从2016年启动至今，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总量突破5000亿元大关，成为了绿色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
但是，与绿色债券的高速增长相比，绿色信贷历经多年发展虽然体量不小，但增速较慢，参与主体有限，市场认知度低。如何突破绿色信贷的发展瓶颈，让其成为对绿色产业的有效支撑？
浦发银行为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牵头银团融资。
标准化：从差异到共识
提及绿色金融，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标准不明。尽管绿色信贷指引等政策框架在逐步完善，但标准之争仍未停歇。
回顾绿色信贷的相关政策，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政策也已出台不少。2012年原银监会制定和颁发了《绿色信贷指引》，首次提出了绿色信贷三大框架体系；2013年原银监会正式颁发了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制定和印发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2015年，原银监会制定和颁发了《能效信贷指引》，要求银行业机构在信贷活动中开展能效筛查，支持各类能效工程项目和能效合同项目，明确了能效信贷中风险控制的关键要素和操作要领；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原银监会、证监会、原保监会、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原环保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为绿色信贷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绿色信贷业务的监管框架正在逐渐成型。但是，绿色信贷标准不统一、不明确仍是一大难点。
可以说，缺乏一个合理、透明的绿色、绿度定义和标准，正成为制约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种不明确有政策底层逻辑的理念之争：究竟什么是绿色？特别是，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性强的绿色“定义”？
例如，一个最激烈的争议就是“污染产业里的最优技术”算不算绿色。2017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顾问、G20绿色金融研究小组共同主席、中国绿金委主任马骏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降低碳排放，空气污染问题更迫切需要得到解决，因此中国的绿色金融需要去支持燃煤电厂升级改造等煤炭清洁利用项目。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是，如果中国的绿色金融将煤电和煤化工这些污染行业里的最优技术定义为“绿色”，那未来整个煤炭产业链都将受益于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红利，从而导致本应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其它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资金流向煤炭产业，这与“绿色”背道而驰。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谈及对这类争议的理解时表示：“政策究竟是要一步到位还是循序渐进？当然，我们希望能支持最清洁环保的产业。但是如果最高标准短时间内无法达到，过高的标准可能让金融政策与产业实际现状脱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一步一步来。”
除了国内对“绿色”理解差异，国际上绿色标准的差异化也经常被提及。“求同存异”是鲁政委给出的建议。“客观来讲，中欧发展阶段的确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必盯着不同点来较真儿，可以先从大家都认同的交集区域来寻求合作。”
市场化：需要什么样的激励
除了“标准化”，绿色信贷的另一个难题在于“市场化”。
为鼓励绿色信贷而发的政策“大礼包”并不少。4月1日，马骏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举办的讨论会上介绍，人民银行已将绿色债券纳入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抵押补充贷款（PSL）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合格担保品范围，同时，正在将绿色信贷逐步纳入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SLF等工具的合格担保品范围。这一政策意味着，持有合格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获得人民银行提供的较低成本的抵押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但可以展期。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已将银行的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MPA)。目前MPA中绿色金融主要考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情况。随着绿色信贷统计制度逐步建立，从2017年三季度开始，24家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绿色信贷绩效也已纳入MPA，以体现正向激励作用。
金融机构也响应了政策激励。根据原银监会2018年2月披露的数据，国内21家主要银行历年的绿色信贷数据情况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绿色信贷规模保持稳步增长。从2013年末的5.20万亿元，增长至2017年6月末的8.22万亿元。而且，绿色信贷质量整体良好，不良率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6月末，国内主要银行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不良贷款余额241.7亿元，不良率0.37%，比各项贷款不良率低1.32%。
这一数据令人欣慰，但也掩盖了不少问题。不良率的偏低在某种程度上也源自相对较小规模下，绿色信贷项目经过了严格把关。目前绿色产业、项目由于涉及环保、公益和污染防治等市政工程建设，对企业的专业技术、运营管理要求较高，不少企业本身都是经过筛选的公司，且一般会和当地政府进行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绿色贷款的质量。
此外，在鼓励政策下，金融机构往往是追求“首单效应”的荣誉。而绿色信贷项目不仅回报周期长（不少环保项目见效慢），且实际成本高（绿色项目认证、信披要求严格，实质上推高了项目成本），因此如果不能满足商业可持续的要求，很难保障中长期的发展。
鲁政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要让金融机构在“首单效应”和“政策大红花”之外有动力、有意愿、可持续拓展绿色信贷业务，需要构建一个系统性的激励方案。针对绿色融资项目投资期限长、回收慢、存在外部性等特点，可通过对绿色融资进行定向降准、让绿色债权的受偿权居先等制度设计，降低金融机构在绿色信贷项目的融资成本和风险系数。
鲁政委表示，绿色信贷的政策设计不能只通过给金融机构发‘大红花’等速效方式来解决绿色发展这个长期问题。绿色项目本身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金融机构本身需要情怀来主动做这件事，也需要合理回报来坚持做这件事
